每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，或许都曾经历过“蜗居”的日子。在东京，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就住过“八平米”的屋子，即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，租金便宜。

然而，对吉井忍来说，尽管八平米的房间里放不下厨房、冰箱，也没有洗澡间和洗衣机，但生活依然可以兴致勃勃。“身居八平米，坐拥全世界。”

在最新散文集《东京八平米》中，她写下了亲历的日本庶民生活日常。原本“狭窄”的生活在她的笔下，从“八平米”延伸出去，延伸进城市的街头和公共空间，将“看不见的、真正的东京人”在笔端显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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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文是她与日本一间喫茶店老板的交往。这家店名为“金星堂”，为适应居住在附近的体力劳动者，凌晨三点多开门，早上八点就关门。在闹市之中，“金星堂”自有经营门道，吸引着诸多顾客，作者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但“金星堂”更令人难忘之处，是店老板的松弛、智慧和自在，使作者在仓忙的人生之中，感到一次与陌生人的“小小偶遇”带来的生命波澜——这或许也是每一个都市人，都曾希冀过的温暖。

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，有删减。

早上八点关门的喫茶店

文丨吉井忍

日本有很多咖啡馆，日语中可以分为两种：“Café”与“喫茶店（kissaten）”。前者等于像星巴克那种店铺，轻松、时尚、惬意，又有适当的情调，而喫茶店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一家老铺或不起眼的小店，通常由一个老板/老板娘或一对夫妻运营，可以抽烟，提供并不时尚的轻食，如吐司、布丁或意大利面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两者的区分更加简单：带个笔记本电脑查资料打打字也不会被别人翻白眼，那这家属于café；而一家喫茶店的历史一般比电脑长，根本没考虑客人需要电源的可能性，咖啡桌也很小，顶多足够放一杯咖啡、一包香烟或一本文库本。也不碍事，因为来喫茶店的目的就是喝咖啡、聊天、看报、发呆，或者是与店主闲聊两句。

发现这家喫茶店全靠偶然。首先它是在一栋非常不起眼的水泥楼的二层，虽然在玻璃窗上贴有喫茶店的名字，但玻璃窗上布满灰尘，绝不是很能吸引人的样子，甚至让人猜不出这家店还开不开。

几年前我还在北京常住，有一次回国，本来准备在父母家写稿，结果发现家里的诱惑太多，母亲拼命买好吃的给我，房间里有太多让人怀旧的书和照片，一翻开就是几个小时，让人无法集中精力，我便决定在东京的一家廉价酒店住一周。酒店位于东京的最东边荒川区，在JR南千住站附近。

我所住的酒店是韩国人开的，价廉物美，走几步路就有一家小超市，生活方便。下午出去买东西，发现隔壁一栋水泥楼，第一层是颇有昭和风格的服装店，以工作衣、手套、袜子和防寒大衣为主，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的专用店，但款式有些过时，玻璃窗里的衬衫积了少许灰。二楼的玻璃窗外贴有店名“金星堂咖啡”，但通往二楼的玻璃门是关着的。我没抱太大希望，向正打瞌睡的服装店主人询问：“请问，二楼的喫茶店还开着吗？”

主人大概六十多岁，有少许白头发，体形略发福，他眯着眼睛道：“开着的。不过你得早点来。他八点就关了。”

现在才下午四点不到，于是我继续问：“您说的八点是晚上还是早上？”主人简单回了一句“是早上”，但我还是不敢相信。他耐心解释道：“嗯，早上八点关门。店主凌晨三点多就开门呢，咖啡什么的做得挺认真的。”

早上八点就关门的喫茶店！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第二天早晨五点多就跑到隔壁的水泥楼。我半信半疑地抬起头，果然看见二楼的玻璃窗是亮着的，然后视线下移，发现门外有一块非常老旧的塑料牌，写着“OPEN”。我感觉自己还在梦游，通往二楼的楼梯非常陡，属于完全没有“无障碍”意识的昭和旧式建筑风格。喫茶店的门是嵌着玻璃窗的一块木板，透过玻璃，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几位客人，也听到电视机的声音。

“金星堂”咖啡周围街景

“哟，Irasshai（欢迎）。”

推开门的刹那，老板温柔的声音和客人抽烟的烟味扑面而来。店里有五张小桌子，看来这家咖啡馆是老板一个人在照顾。里面有两位上了年纪的男客人喝着咖啡，仔细研究着赛马报。老板也是一位白头发的老年人，年龄估计七八十岁，瘦长身躯，白色衬衫搭配一条吊带裤子，衣着虽有些老旧，但笔直的裤线让双腿看起来很修长，能看出他对衣着很用心。他脚上还穿着雪駄，样子特别俊秀。他从吧台椅上慢慢站起来，走到一个小咖啡桌旁边，情意恳切地为我拉椅子。

我点头道谢，要了一杯热咖啡（ホット/hotto），老板说没问题，又说道：“要不要给你烤个吐司面包呢？早餐套餐，加面包不用钱。”老板的眼睛对着我温柔地微笑，我也跟着开心起来，用力点头。

不知为何，从这一刻起我们就变成朋友了。 店里的客人稍多起来，他们进门先跟老板相互打招呼，老板给客人倒杯水，走回吧台开始烤吐司，看来都是常客。这些客人六点过后开始一个个离开咖啡馆，没到六点半他们都散了，老板给自己倒杯咖啡，和我闲聊几句，是不是来东京观光呢，住哪儿呀，做什么的。我一一回答，老板静静地啜饮咖啡，我也问了他几个问题，比如这家咖啡馆为什么开得这么早。

原来，咖啡馆的营业时间和当地的生活节奏有关系。金星堂的常客都是居住在附近的体力劳动者，他们早晨五六点在这附近集合，乘坐雇主派来的面包车一路奔至几十公里外的千叶县或神奈川县，有时候会更远。他们居住的空间都比较小，稍微一走动可能会打搅别人，所以去干活之前一般都在外面解决早餐，空间舒适也自由自在，金星堂算是这一带唯一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地方。

“以前开门时间是凌晨四点，后来有一个冬天来了三个男人，我认得出是来过这里吃早餐的。他们说平时工作的地点比较远，面包车四点钟就开过来，所以想让我三点半开门，这样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等车。我说三点半是可以的，但不希望是三天的热乎劲儿，来几天就不来了。他们认真点头说肯定没问题。之后我三点一刻开门，他们也非常守约，每天过来喝咖啡。”

今天我看到的几位客人到五点多还悠哉地喝咖啡，他们难道不上班吗？老板解释说，他们今天不上班，他们看的赛马报，除了刊登赛马信息外还有求职信息栏目，方便寻找“日雇（日薪）”的工作。这一带的劳动者一般工作三天休息一天，住的地方一天七百日元左右（约合人民币三四十元），一个房间由六个人合租。卧铺有三层，下铺的方便去上厕所，所以要七百五十日元，最便宜的是上铺，六百三十日元。他们每月初付清住宿费后，其他就不管了，手里有多少就赌多少。

老板做的咖啡确实很好喝，他每天在店里磨豆，然后用美国进口的滴漏式机器来煮咖啡，咖啡豆是日本传统的深度烘焙，酸中带苦，香气皆佳。有一次他悄悄地跟我说，那是从东京一家百年老铺供应商买来的咖啡豆，老板自己指定咖啡豆的拼配比例。

“你别小看我这家店里的劳动者，哪里需要人手他们就去哪里，走遍了日本各地，也尝过当地各种各样的咖啡。他们很懂咖啡，所以不管是咖啡豆的品质或拼配比例都不能马虎，稍微有变化他们都喝得出来。”

“山谷”风景， 虽然没有往日的热闹， 但还留有不少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旅店， 一家挨着一家

那天我们聊到八点左右，随后的几次拜访中还交换了手机号（那时候还用功能手机）。老板的名字叫大泽功（ŌsawaIsao)，大泽先生嘱咐我以后不用来那么早，他一般都在家里，有时间随时过去，提前打电话就行。回北京之前我从机场打电话给他，他说记得下次回国要过来喝咖啡。

季节交替，有一个初夏的上午我又去金星堂，这次从父母家赶过来，时间接近八点，大泽先生说现在有了冰咖啡，要不要试一试。冰咖啡是他亲自冲的，豆子也是冰咖啡专用，降低酸味和苦味。平时我喜欢喝清咖，不加糖不加奶，但按大泽先生的建议试了一杯微甜的冰咖啡，甜味和咖啡本身的苦味特别搭，解渴又提神。

“真好喝！”我一边喝一边不停地夸赞他的冰咖啡，待到我喝到一半，听大泽先生在吧台后面说起一位客人的故事。

“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五十多岁的汉子呀，常来这里喝咖啡，后来突然不来了。我也没多想，因为这里的客人就是这样嘛，这个月住东京，下个月到九州，哪儿有工作就到哪儿，所以我以为他或许到北海道那些远的地方去了。没想到，有一天我在店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他打来的，说是住院了。我问他在哪家医院，他说是“秋津”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他患了癌症。山谷这边领取‘生活保护费’的人，若查出癌症就被送到秋津的一家医院。他接着说想请我帮个忙，我就想啊，那肯定是想借钱，我当场下了决心说一声‘好’。听我说完他就笑了，说你这个人也太好了，还没说到底是什么忙就先答应了。然后他说想喝我做的冰咖啡。”

“金星堂”的冰咖啡

大泽先生一口答应，第二天上午就去买保温瓶，大容量，以保证制冷六个小时，回到店里装了六杯份量的冰咖啡，下午坐电车去找这位客人。这位中年男性看到大泽先生非常高兴，边聊边喝就把保温瓶里的冰咖啡喝光了，然后把瓶子还给他。大泽先生正要告辞时却被护士叫住，原来这位病人没有家属，护士也不知所措，今天好不容易有人来探望。护士把大泽先生带到大夫的办公室，他被告知，这位客人的生命最多仅剩一周。

金星堂的吧台边上有一台旧式小电视机，只要有人在，这个电视机一直开着。大泽先生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，口气淡淡地说道：“医生算得很准，听说后来第五天，他就过世了。”可能因为是多年前的事，我在大泽先生的脸上没有看出特别悲伤的样子，或许他已见过很多类似的人和事。反而他在我眼中看出恻隐之心，用一种开导的口气跟我说：“他其实没什么可挂念的，爱情的羁绊、情面的障碍，都没有。想睡觉就睡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也是一种活法。别可怜他。”

他接着说，没有家属的民众去世了，会由政府出面处理后事。焚化方法有不同种类，一般花费约在二十万日元，火力足够，三分钟即可烧完，留下的骨灰也很完整、好看。而政府只能出最低费用，大概五六千日元，因为火力不足，花很长时间方可烧完，最后骨灰都变成一堆沙子。山谷有一家低价集体住宅，主人是大泽先生的朋友，那里已经堆了三十多个陶瓷小壶，装着没人接走的“无缘”骨灰。“很多工人没有存款，他们死了兄弟姐妹都不理。偶尔有人留下一笔存款，亲戚在电话里一说这事儿，不管住多远都会跑过来。这确实让人感到心寒，但现实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金星堂“吧台里的大泽先生

大泽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，生于四谷（东京都新宿区），受所谓的军国主义教育长大，二战结束时才十四岁，经历过战后的一切混乱，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，以及经济发展和衰退。这位老年人好奇心强，也擅长与人交流，他的故事比任何电视节目都有趣，可谓一部“活历史”。

每次到金星堂，大泽先生都带着微笑迎接，等我吃完面包、喝完咖啡，会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，这一杯他请客。只有在举办高校野球的春夏两季他好似心不在焉，客人多的时候也不时地转头瞄吧台上的小电视。后来得知他毕业于棒球名门早稻田实业学校高等部，我才明白他为何那么热情地观赏比赛。

喫茶店吧台上方挂着两幅彩色照片，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和她的全家福。问他照片来历，他说那是他的孙女，但至今只见过一次。

我一般到八点就会离开金星堂，有一次聊得久，回神过来已经是八点半。这时候有一位女性顾客进来，向大泽先生微微鞠躬后安静地坐了下来。后来我发现八点半过后这里会有两三位女性进来，都是固定面孔，年龄在五六十岁，不点咖啡，坐在店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不急不慢地抽烟，抽完就走。大泽先生看到她们也顶多点点头，我问他是朋友还是客人，他摇头回道：“都不算吧。”

原来，这三位女士都是在隔壁小超市上班的，来这里抽烟已经有一年多。有一个下雨天，大泽先生到这家小超市买东西，走出来时看见三位穿超市工作服的女性在屋檐下缩着肩抽烟。问她们怎么回事，对方解释说公司全面禁烟，不让员工在休息间抽烟，抽烟室也撤掉了。男员工还是去外面，找个不显眼的地方抽烟，但她们觉得那样也不太好，就只好在屋檐下抽。大泽先生建议她们不要站着抽烟，“这样很不好看”，邀请她们到自己的店来。她们先是婉拒了，因为喝杯咖啡也是一笔钱，一杯四百日元，而她们的时薪还不到一千日元呢。大泽先生猜到她们的顾虑，主动说不用点咖啡，把喫茶店当她们的抽烟室就行。她们有的上午来抽一次，有的下午两点多来，就看她们轮班的安排。

大泽先生是在战后的混乱、经济增长和继而衰退中生存下来的过来人，他的想法一点都不老套，我们能学到的还有很多。后来金星堂关门之后，我还会尽量多跟老年人交流，包括我父母，因为现在还来得及，可能过几年后就更难了。

大泽先生

我和大泽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结伴出门，是几年前的晚秋。那和他的伯伯的故事有点关系，大泽先生和他的伯伯战后失去了联系，后来听说伯伯到了朝鲜当了将军。对这样的消息，我有些不信，但他对此很有信心，还把这则故事跟我讲过多次。我听说东京有一家咖啡馆老板对朝鲜的历史比较熟悉，还写过书，便约了大泽先生一起去拜访。大泽先生对这次会面极有兴趣，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金星堂集合，我进门时他正在给自己的腰带打孔，说好久没穿，今天才发觉自己比以前瘦了许多。

黄昏的余晖洒入喫茶店的玻璃窗，也映衬出他比平时更加整齐的装束，他身穿白色套装，还戴上波洛领带。他向我微微一笑，快活地说那咱们出发吧。计程车约二十分钟的路程，他就像小朋友一样新奇地看着外面，不停地跟我聊天：哪家商店的老板是他的“狗友”，之前养狗的时候经常一起遛狗；看到一所不起眼的神社便把它的来历说上一番。

我是跟那家咖啡馆的老板提前约好的，也解释过大泽先生见他的原因，对方当时爽快答应，但我们到店里之后，老板只简单跟我们聊了几句就回到自己的位子，跟朋友们继续聊天。我挺过意不去的，跟大泽先生道了歉，大泽先生看起来毫不在意，他在咖啡馆的藏书中找到一本老旧的东京风景摄影集，逐页翻阅向我解释各个区的故事，战中战后的事他都记忆犹新。他还安慰我，今天出来对他来说是件大事，他这几十年都在照顾妻子，好不容易送完她又要照顾内弟，这期间他都没离开过自己的生活圈子。

走出咖啡馆，大泽先生说想吃点东西，我们选了一家连锁拉面店吃了一碗面，之后我们搭计程车送他到金星堂，在车上他又口若悬河，路边任意一家寿司店的老板娘他都很熟，下车的时候年轻司机跟我说：“这位老爷爷，真是个活字典。”

夜晚的金星堂，和凌晨的样子有点不同，微弱灯光下的风景都显得温柔。我把大泽先生送到家里，正准备离开时，他把一个小小的纸袋塞给我，里面有几条围巾。大泽先生解释说这些都是之前送给太太的，但似乎没用过。“国产丝绸，品质好。千万别让我家人看见，赶紧放在包里。今天过得好开心，谢谢你啊。”

回家从纸袋拿出围巾，先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，丝绸触感很舒服，图案设计挺可爱的，都是昭和摩登风格，倒挺适合现在的复古潮流。如今偶尔戴他送的围巾出门，也会想起他跟我讲的各种小故事，坐地铁经过南千住站时，我仍会有种冲动想下车去找他。

“金星堂“招牌

一个人老去，仿佛成为了一棵大树。那么多的知识、回忆和生活哲学，他慷慨地分享给我，我也竭尽所能去吸收，虽然还不知道这世界究竟有多宽广深远，但我希望靠这棵树找寻到通向一种人生境界的密码。也许，他拥有的东西、愿意分享给我的东西，大部分我都没能去抓住，最后灰飞烟灭。但这棵树在孤寂的世界中将要倒下时，至少我愿意去聆听它的声音。

那天晚上之后没多久，我遇到各种人生的转折点，经过半年多的挣扎，彻底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中国。在东京重新开始生活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发现大泽先生的身体明显衰老。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眼疾手快，从外表看不出年过八旬，但这段时间他失去了往日的机敏，开始把同一个故事重复地讲。我每次还是听得津津有味，也不是装的，我感觉我们之间剩下的时间不太多了，只想珍惜此时此刻。金星堂的营业时间也缩短了不少，开门时间是早上六七点，到上午九点为止，还有时候因为大泽先生起不来，店门好几天都是关着的。常客开始渐渐消失，有时候我是一整天唯一的客人，但他还是坚持营业。把咖啡杯端给我的时候，他的手抖得有点厉害，我装作没看见，他也坚持下来，从没把咖啡洒到杯子外面。

挨过春季，迎来夏天，每过一个季节，大泽先生的衰老也加快了，他也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有一次边擦咖啡机边说道：“这是美国进口的，用了三十多年没坏掉，真是个好东西。本来在日本也有经销商，现在都没了，若它坏了就没办法修，肯定找不到零件。但也没关系吧，很难说到底这台机器先坏掉还是我会先走。”

我急忙说请不要说这样的话。当时的心情说来有点自私，我很希望这家喫茶店能永远经营下去，因为老板以微笑迎接我，陪我说话，他的聊天话题那么丰富，再花几年都讲不完。只要这家喫茶店还在，我在这个大城市就不害怕单独一人。听我说完，大泽先生没看我，继续擦着咖啡机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总能找到替代我的。”

大泽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呆住了，原来他看透了我的心。这家咖啡馆确实成为了我的避风港，让我暂时避开外面残酷的、让人无奈的世界，且能在别人的回忆里游荡。后来我回想为什么自己在这里没拍过照片，那是因为店里的时间属于过去：喝咖啡的人就喝咖啡，没想过拍照给别人看。我在这里也没机会去看手机，完全忘记了数码产品的存在。但我知道早晚得面对现实，并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：离开日本二十年后回国的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，如何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和存在意义？

“金星堂”吧台后面的厨房

没过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冬日上午，大泽先生出门倒垃圾时突然昏倒在地，住进离上野公园不远的一家大医院。我年底打电话给他才知道，快要过年时去看他，那是一个阴天的黄昏时刻，我们聊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晚餐时间我去买了一张电视机卡送给他，随后告辞。大泽先生说希望春天恢复营业，我点头说，肯定呀。再过一个月打大泽先生的手机，得知已出院，但他的声音很微弱，他说：“出院不是因为病好了，是因为我有事儿，得处理喫茶店的纳税申报，不然没人帮我做这件事。”我仿佛能看见他苦笑着讲电话的样子，我说要多保重，恢复营业一定要通知我，他叹息一声，说好的。

三月初的一个下午，我又打电话给他，没人接。过了半个小时他给我回电：“不好意思没接你的电话。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在家里穿得一塌糊涂，我不好意思穿成那样跟你聊天。现在换好衣服了，不过你也没见着，哈哈。忍酱，咱们今天好好谈谈吧。”

接他的电话时，我在厨房做饭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坐在厨房地板上和他讲话。也不太记得那天我们说了什么，最后他说，要好好活着，享受人生。挂完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暮色，想着这个人是先穿好了衣服才回电给我的。这么用心待人的，这世上还能有几个。

某天我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显示是大泽先生，声音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。对方说是大泽先生的侄女，我说声“嗯”之后没再说话，对方也沉默了。最后她忍住哭声，说大泽先生昨晚去世了。“看来没什么痛苦，晚上睡下，就没有醒来。”我边听边流泪，跟她说他生前对我很好，也谢谢她打电话告诉我。

她接着说，接下来会办葬礼，但我不必参加。她说姨夫朋友多，到时候会另外举办告别会，“摆张他的照片，大家可以一起回忆他”。我不知道告别会后来到底有没有办，几个月后打大泽先生的手机，没有停机但也没人接。

虽然没能参加告别会，但我没有感到太遗憾，因为我和金星堂咖啡馆以及大泽先生用了很长时间进行缓慢的告别，比如在傍晚的咖啡馆里看见他穿得那么好看的时候，比如他边擦咖啡机边说那一句话的时候，再比如他穿好衣服后回电的那一次。偶然的相遇能给我留下宝石一般的回忆，从此我学到一件事，一次小的偶遇，你越珍惜它，它越能让你心暖，还会把更多的惊喜和希望留在你的人生里。

本文节选自

作者: [日]吉井忍

出版社: 上海三联书店

出品方: 理想国

副标题: Tokyo"s Downsized Dwelling

出版年: 2022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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